东京来的藤井先生（沭阳安全生产征文）

东京来的藤井先生
文/张玺嘉

初识藤井先生是在沙岑工作的樱花茶社。
樱花茶社位于外国语大学对面，来茶社里喝茶的多为外国留学生。当时，我正在和沙岑谈恋爱，故而常常带了玫瑰花来茶社，一边低头啜饮麦芽啤酒，一边等候沙岑下班。时间久了，在沙岑的介绍下，常来茶社的留学生基本都成了我的朋友。藤井便是其中一个。
如果不是藤井亲口相告，我绝对猜不到，他攻读的居然是“核物理”专业。每次到茶社，他总是坐在靠窗的角落，手捧一本日文读物，面前摆一小瓶清酒。他的头发很长，用黑色线绳扎在脑后，人长得白净，胡子也剃得一丝不苟。乍一看，俨然日本言情剧中英俊、儒雅、当仁不让的第一男主角。
后来他告诉我，他是作为中日两国高等院校之间学术交流才得以来到中国的。而他之所以留一头艺术家式的长发，则是因为中国人的反日情绪。09年夏天，西安大学生因“钓鱼岛冲突事件”愤而走上街头，近乎疯狂的砸烂了大街小巷所有与日本相关的店铺、车辆。尽管藤井的中文出奇的好，从长相上看和中国人也没有任何差别，但受冲突事件影响，那以后他就不大敢在理发店、商场、超市等公共场所抛头露面了。如果樱花茶社的主要客源不是外国留学生，他恐怕也很难如此悠然自得的坐在这里，度过那么多漫长而又静谧的午后。
尽管我对日本也不抱有任何好感，但是对日本的普通民众——特别是像藤井这样待人客气、彬彬有礼的绅士，我还是愿意接纳其为知己的。我们时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，还陪他一起去理发店理短了头发。后来我和沙岑结婚，有幸邀请他作为我的伴郎。婚礼上，他与我的大学同学拼酒，直拼到酩酊大醉方休。偶尔，我也会跟他提起我的工作——安全管理。对于安全，他很有一些想法，且颇有见地。他给我讲了很多日本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，而他自己对待日常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的态度，也彻底改变了我对安全工程所持的固有观念。
一个飘着细雨的秋日黄昏，我和沙岑约了他到一家西餐厅吃晚餐。由于忘记带伞，我的眼镜上落满了水珠。宾主落座后，我掏出眼镜布擦拭眼镜，一不小心用力过大，眼镜片从眼镜框里脱落出来。我的视力很糟糕，一旦没有眼镜，简直和盲人一样。由于手头没有像样的维修工具，我于是抄起餐桌上切牛排用的刀子，开始拧眼镜框上的螺栓。见了我的举动，藤井大惊失色，他高喊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的喊声在安静的西餐厅里显得格外响亮，我和沙岑都被他吓了一跳。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餐刀，继续以高亢的声调严肃的说：“这是餐刀，不是螺丝刀。你这样做，是非常危险的。亏你还是从事安全管理的专业人士，在我们日本，人们即使停下手上的工作，也绝对不会做出违反本质安全的事情。”之后，他喊来服务生，把我的眼镜送到附近的眼镜店修理。那天晚上，我是一直红着脸吃下一整份黑胡椒牛排的。他的话语虽不多，但却和黑胡椒一样辛辣，深深刺到了我的骨子里。
还有一次，我和沙岑陪他去商场买手表。在挑选手表的过程中，沙岑下意识的把胳膊肘支在玻璃柜台上。孰料，柜台玻璃居然“啪”的一声碎了一地。好在我一把拉住了沙岑的外套，沙岑才免于摔伤、划伤。手表店的老板拦住我们，喋喋不休的向我们索赔。由于索赔的金额不大，我已经打算从口袋里掏钱付给他了。这时，藤井怒睁圆眼冲了过来，大声吼道：“什么，你这个家伙居然胆敢向我们索赔！你的柜台玻璃根本就不结实，在柜台附近也没有看到任何警示标识，售货员也没有提醒我们柜台不能承重。这位女士虽然没有受伤，但却受到了严重的惊吓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没有向你索赔，你却恶人先告状，你简直是太无理了！”手表店老板看到藤井血红的眼睛、紧握的拳头，一副随时准备动武的架势，显然被吓住了。他悻悻的叫来清洁工收拾地上的碎玻璃，而藤井则拉着我们大摇大摆走出店去。
2011年3月12日，日本福岛核电站受地震及海啸影响，发生了核原料泄漏事故。那几日，藤井经常来到我家，手按太阳穴，痛苦、迷惘的对着电视屏幕发呆。沙岑告诉我，藤井的家乡在日本东京，离福岛核电站非常近。他的家乡本是一个樱花绽放、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大都市，但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，只是一个惴惴不安的动荡之城。那里的人们抢购货物，纷纷乘着火车、飞机逃离家乡。藤井和他的亲人失去了联系，已经三天了，他没有收到一条来自东京的消息。
“朋友，我恐怕得回家去了。我想，是时候乘机返回我的祖国了。”一天晚上，房间里没有开灯，他蜷在沙发的阴影里，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对我说。
“可是，你的家乡如今会不会受到核辐射影响，媒体上一直没有定论。从电视上你也看到了，很多人巴不得立即离开，而你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赶回去，你能说一说你的想法么？”我问。
“我这次回日本，除了担心我远在东京的父母、叔伯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想知道日本政府对待此事的态度。而这些，我在中国的媒体上无法捕捉准确的信息。任何人，包括政府在内，都没有权利将经济利益凌驾于民众的安全之上，我们绝不能为了发电而葬送无辜百姓的生命。我们日本人，对核辐射是怀着非常恐惧的心理的。美国人投在日本领土上的两枚原子弹，让我的祖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了很久、很久。如今，这历历阵痛尚未褪去，地震与海啸就又把新一轮的创伤推向无辜的日本民众，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啊！我们想舔舐伤口，努力从废墟中站起，可这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呢？除了肉体上承受的痛楚外，我们还需战胜内心的恐惧。我是学‘核物理’的，之前也看过‘切尔诺贝利’核泄漏相关事故的文献。尽管这次福岛事件与之相比是‘小巫见大巫’，但身为日本公民的我，还是应当回到我的祖国去，与普通民众同生共死，并肩作战。我要向我们的政府、社会讨要一个说法，妥善、合理的解决这历史性的灾难。”
两天后，我和沙岑把他送到了机场，他将在北京倒机，飞往东京。一个与我们结识了两年多的异国朋友，从此就要天各一方了。更何况，他要去的是东京，是距离福岛如此之近的重灾区。我们何时才能重逢，实在是难以预料。沙岑捂着脸，默默的抽泣起来。
登机前，藤井拉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朋友，你是从事安全职业的，你应该明白，一个国家的安全水平，不仅仅是体现在执法者身上，更重要的是要凝聚普通民众的力量。你们这些从事安全工作的人员无疑是国家安全事业的栋梁，但普通民众才是砖瓦。没有他们，你们盖不起安全这座高楼大厦。相信我，朋友，什么时候，你身边的人都理解了安全的意义，你的事业才算是成功了。”说完，他扭转身，义无反顾的走向了安检口。他的背影那么清瘦，但却留给我一个永久的、坚定自信的形象。
藤井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。这期间我们很少联系，偶尔在QQ上见到他，他也会说他极忙，无暇倾诉分别之苦。只是，到了春风又绿岸边杨柳的时节，我会和沙岑手挽手去青龙寺看满园的樱花。我们深知，此处的樱花和东京相比定然有所不同，但思念的心绪却能因灿若情人笑脸的樱花，而多少得以慰藉。沙岑往往会若有所思的对我说：“亲爱的，你猜，藤井先生此时也会和我们一样，站在樱花树下，拥有着无比的幸福与快乐吗？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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